中国摇滚——那些“打口”的岁月

2006年6月18日在沈阳开始的这次纪念中国摇滚20年的演出情势似乎向我们表明：此前磕磕绊绊的20年，中国摇滚乐既没有培育出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没有培育出内部成熟的商业运作。是时，就让我们寄希望于“如果再来20年……”。

崔健

演出前夕，北京很多媒体的音乐记者均收到了邀请，去观看此次演出，然而，在开演前的15日，主办方发现门票销售情况很差，就取消了各地媒体前来沈阳观演、报道的计划。相关售票数据，现在比较公开的说法是第一天卖了400张，第二天卖了近2000张。有媒体记者表示，对东北地区演出市场接受能力的判断失误是导致演出商业运作失败的一大原因，组织不力更是导致了台上准备不足、台下摩擦不断的种种状况，而主办方在操作上的很多不近情理之处，更是让很多让参演乐队和观众不满。

《中国火1》曾是中国摇滚的骄傲

乐手万晓利：音响不好

　　万晓利作为一个民谣歌手，被安排在二层的小舞台上，也就是上舞台。下舞台是主舞台。而就是这个上舞台，上演了没有音响、调音失败的一幕。

　　因为主办方设置的是无间断演出，所以交替的两个舞台，可以在上面演的时候下面调音或下面演的时候上面调音，“想法挺好的，但是导演说，他没有和音响师沟通好”。事情发生在演出的头一天，万晓利看到上舞台只有麦克，没有线路输出。

　　万晓利问是怎么回事，得到的答复是给他们用的就是麦克，没有音响。马上要演出了，只有麦克对于万晓利来说，是一件灾难性的事，结果他们告诉万晓利凑合一下。万晓利说不行，吉他出不来声啊。他们说给吉他胸脉。“这不行啊！麦克是电视台用的，不是演出用的”，他们非让万晓利试一下，他就试了，当然不行。“无线麦克风不是不能用，可我们没有国外的不插电演出的硬件水平。因为我要有自己的监听，但这里只有舞台两侧有监听，所以，用麦克我的声音等到我听到时，已经慢了0.5秒，所以我会听不到自己在弹什么，因为会慢一拍才能听到”

　　“我们被安排在第一天，比较早，所以很着急，后来临时借了套音响系统和调音台。这不管怎么说，都是考虑不周全”。晚上七点演出开始，直到四点，音响才到位。后来，在他们就要演出前的两三个小时，才调了音。“我们只调了一首歌时间，因为时间不够，太仓促了”。当灯光师跑过来问他们的第一首歌是什么风格，要什么样的灯光的时候，别的乐队都已经调过一遍了。他们唱了一首歌，听到出声了，调音就算结束了，“出声就行了，总比麦好”，万晓利说。结果，演出的时候果然出了问题——唱第一首的时候他吉他的声音非常小，几乎听不到，第二首重新要了声音，才好了。“我们别的都可以委屈一些，但是音响不能这样”，万晓利苦笑着说。

　　万晓利比较顺利的是没有和主办方发生冲突，但让他不解的是，乐队押500块钱才能拿到演出证，“不知道怎么意思，不过演出费都拿到了，但不叫演出费，叫差旅补助，可能少，不好意思叫演出费”。

《我爱摇滚乐》中国为数不多的本土摇滚刊物

“山人”：只报销半程的往返车票

　　在原来的演出名单上，并没有山人乐队，他们是临时被通知去参加演出的。这个乐队不在北京，而是在河南。他们需要从河南赶到沈阳，但被告知，只报销从北京到沈阳的火车票。于是他们只好从河南，先到北京，而后再从北京到沈阳。最大的麻烦是他们演出完毕回河南前。

　　工作人员再次告诉他们，他们只能拿到从沈阳到北京的车票，其余的问题，他们需要靠自己解决。“山人”乐手非常生气，认为主办方这样做才不合情理了，而且乐手们都很穷，根本没钱自己买从北京到河南的车票。但是工作人员坚持只能给他们从沈阳到北京的车票，并且试图找别的乐手来“劝劝他们”。

　　山人乐队在北京也没有朋友，与山人同行的乐手说，他们下了火车，几个人呆坐在火车站前，茫然不知所之。而这个乐手说，他也没有能力帮他们，所以只好挥挥手，告别离去。留下几个从沈阳演出回来却只能“滞留”北京的“举目无亲”的乐手们。

SUBS：卧铺变硬座

SUBS主唱抗猫说，他们参加演出的艺人，都不太清楚主办方是谁。

抗猫16号演出完毕，工作人员安排的是17号的票回京。17号早上，“一个从没见过的女子，应该是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在大厅里等另一个回京的乐队。我们前一天晚上睡得特别少，于是就在那里谈论着困、上车睡觉什么的，我们问她是不是卧铺，她说是。”后来另一个乐队总也不来，抗猫就说“能不能把票给我们，我们乐队先走”，被拒绝了。

后来这个女子领着乐队到了火车站的进站口，才把票给她们，但是却发现是硬座。抗猫就问怎么回事，那女子一开始说组委会没说什么票，于是买的硬座，后来又说组委会就安排她买的硬座。“一句实话也没有。后来她又说补卧铺，后来，这个女子突然直奔车头的方向，把票塞给了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跑了。“我们跟那边联系，结果都在睡觉，我们在火车站呆了两个小时，返回了宾馆，他们让我们找一个叫张月(音)的人，我们找了，他又说要和主办方协商，结果告诉我们都给你们票了，都送到站台了，不管了，不能解决。这事不知道别的乐队听说了怎么想”。

抗猫几个人都非常累，也很生气。最后她联系了崔健的经纪人yoyo，yoyo说不管主办方怎么说，她代表崔健表示，崔健绝不会带新乐队出来受苦的。“她让我们先回房间休息，我们的房间也被退了，只好去了别人的房间休息了会，后来她通知我们有票了，我们才回来，但我现在还不知道是谁买的票”。

抗猫提起这个事情觉得很愤怒，“我个人认为，我们这样的地下乐队，我们吃过的苦都不用讲了，八九个小时硬座，我们也还能受。但我们不能受的是，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她大清早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说卧铺的时候她也不纠正，还告诉我们就是卧铺，一直“哄”我们到火车站，这种愚弄的做法，明显是要“骗”我们上车，太让人气愤了”。

抗猫说，他们拿了演员证，但是却是进了后台就再不让出来，甚至出来买水都不成的，因为出来就得交了演员证。所以按照正规流程，如果某乐队当天演出完，要去前面看演出，都是很难的。“亏没完全按照制度实行，那样的话我可能连厕所都上不了。中间我大模大样去上厕所，保安非常不高兴地训斥：你怎么上厕所！好像我就不能上厕所似的”。

让抗猫最不快的是，观众不许站起来。“演出时，我说了好几次站起来，但都没有成效。

我们后面是痛苦的信仰，我站在观众的前面，三四个保安走来，让我坐下。我说我没有座位。

他说你不坐，就滚出去的。我很惊讶，不是生气，而是太滑稽了。后来一个保安说了句人话：如果你不坐，那么很多人会跟着你站起来。当时我做了个假动作，迅速跑了，到了舞台正中间的前面，这时候观众有两排都站了起来。总导演跟他们说，再管可能会出事端，才罢了。”

后来抗猫累了，去了个角落休息，她在地上拣了一张入场券。“我拣起来，看到背面有演出规定，我记得很清楚，第5条说，禁止站立看演出。我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不过做这件事情的人，绝对不是崔健，而是一个肯定不懂摇滚的人，就这样他们指望500块钱的门票赚钱？”

抗猫忧虑地说，如果演出搞成这样，排排坐吃果果。那么前20年过去，再20年又能怎么样？

最后抗猫说，她很尊重老崔，新乐队在演出时出的状况都没有“罪”，可是老崔成了“替罪羊”。据她了解，老崔自己的机票都出了问题，好像连音响还在扣着呢。

记者郭小寒：搞成这样，很不应该

来自北京的记者郭小寒自己掏腰包去了沈阳。“组织很不力，本来答应给媒体票的，结果没给”，她说。那几天的各种见闻，也让她心情复杂：比如纪念摇滚20年的演出，3000人的场地第一天到了400人。比如那些在北京颇让人知的新乐队，在当地，一上来就被喝倒彩。比如，台下的观众第一天喊唐朝，第二天喊汪峰，第三天喊崔健。

郭小寒作为一个听众，感到最“深切”的问题就是音响，别的也都罢了，就是大家的耳朵无所享受而已。但是在上舞台演唱的说唱风格的“隐藏”乐队还没演完的时候，因为音响太差，后来几乎听不到他们在“说唱”什么，这时候唐朝早早地在下舞台上，已经向大家挥手致意说大家好了。

作为一个摇滚乐迷，郭小寒还是赤诚地说，“很多瞬间的东西挺好的”——那些如她一样很容易被打动的乐迷，或许是摇滚“如果再来20年”的支撑者。她同时提到了同行的问题，“很多记者不明白怎么回事，瞎写，管王磊叫摇滚键盘手。还有说他跳抽筋舞的报道，也不如实。”

郭小寒老实不客气地提到了此次演出的策划人江小鱼。“他是江大忽悠，最后忽悠成这样子。”据小寒说，最后导演倮倮带来的设备，主办方只给了三千块钱，一般的大型演出，设备经费应该是几万。

“这纪念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是好的，但搞成这样，很不应该”郭小寒说，但令她高兴的是，还是有人专心演出，还是有被感动的乐迷，还是有希望的。

 
另类音乐人左小诅咒

总导演倮倮：没有责任，只有麻烦

演出总导演倮倮认为，他作为总导演，负责的是艺术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说，演出很成功。他说他给自己打60分，整个演唱会80分以上。

那么那20分在哪？那40分在哪？谁要为那20分40分负责？

很多人提到的音响的问题，倮倮说，他想到音响了，但是跟音响师没有沟通好，另外一个原因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一个空台子，没有音响……但上舞台和下舞台衔接得很好”，如果不是文过饰非，那么只好说唐朝在上一个乐队没有演完就开始演出的情况，只是音响的问题，而“衔接得很好”。

至于责任，倮倮说，“这里不存在责任，只有麻烦，音响师要准备套音响，结果好朋友免费送来了，就是缺调音台，缺几路线。”不知道倮倮的话该怎样理解，一场没有责任只有麻烦的演出，该怎么看呢？

“要说责任，是警察(保安)的责任，当时我很不高兴，你们来维护治安，不能单独为了清场的工作，不让我们把音调好，舞台上不是闲人，请求你们让他们在上面调音，先清下面”，倮倮说的是在调音没有完毕的时候，警察来清场的事情。“跟警察有约定，我们客观上有超时，这也跟提供舞台的时间有关系，什么时间都给我推迟了，整体上延迟了30个小时”。这些问题大概只能怪并无多少演出经验的主办方了。当警察催促的时候，保安说，要是别的演出早就完了。倮倮解释：“那是假唱，而我们每一个声音都是真的。买票的都是穷人，我们要更加负责”。20多年来，摇滚的外部环境大概就是这样：没有多少人知道摇滚演出是怎么回事。

倮倮说他是中国搞摇滚演出最早的导演，去年崔健和郑钧的个唱就是他导的，他是有一些经验的。“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天天在出问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去年的草原音乐节引发了有关演出操办不力的危险的问题，颜峻说，想飞，想飞你也不能跳楼啊。当“想飞和跳楼”的问题问到倮倮时，他说，“我给颜峻插双翅膀”。这双翅膀，或许谁都想插一双，问题是，怎么插？

许巍

总策划江小鱼：越是这样越要多搞演出

策划人江小鱼认为，此次演出出现的问题是中国绝大部分演唱会都有的。“中国绝大部分的演出公司，对摇滚乐都不大熟悉。而摇滚演出是对技术要求最高的演出，中国是全世界现场演出最频繁的国家——真正考验技术的真唱演出，在中国最频繁，所以也难怪我们经验不足，这也正常”。如果中国是世界上现场演出最频繁的国家(真的是吗)，那么“中国绝大部分演唱会都会有经验不足”，就“正常”了吗？就像萨特的“存在即合理”，说的不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正确的，而是说，某事物存在有某事物存在的因由，否则，简单置换一下：强奸存在，强奸就合理吗？

“中国演出90%都赔，这不过是20年赔了无数场中的一场。赔了就不做了，那么永远就是20年前了”，我们不知道是该赞扬他的勇气，还是反思他的盲目。他说“越是认真的，越是悲壮的。在悲壮中前行，这是中国摇滚乐人的优秀之处”。

对于现场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他说是因为主办方经验不足。“不能说是错。我们现场演出的机会少，磨合经验不够，新乐队很棒，但很少有大舞台演出经验。就当练了兵了，对他们的成长是很好的”。不管怎么说，观众买票来看演出，大概并不想来看怎么练兵。

作为策划人，江小鱼认为，他的失误在于，他在选择时间上没选好。“世界杯期间，很多人可能看球而没来看演出。这个我有责任。我对当地的消费不太清楚。票价高了一些。从商业角度说失败了，但你来谴责谁呢？”江小鱼希望大家互相理解，主办方没有拉赞助，所有的钱都是自己来，已经很不容易。“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理解对方”。当问到，谁来理解掏了钱的老百姓时，江小鱼说，“他们(主办方)赔了100多万呢”，或者观众花了几百，但主办方赔了100多万，钱花少的，就该来理解钱赔多的？策划人的逻辑让我们惊诧。

江小鱼表示记者这么问，是因为记者悲观，而记者悲观，是因为记者的浮躁。“乐观的证据就是，20年前，我们是没有机会听现场的”，但是，观众们都是站在20年后的今天，来听的现场，他们要的是这样的现场吗？

前几年的真唱运动和去年首体的“百名歌星版权保护演出”都是江小鱼策划的，他表示自己在演出策划方面很有经验，他说，“所有问题都是正常的问题，成功的演出也会遇到这些问题。越这样越要多搞演出”。

纪念摇滚20年的演出结束了，如果再来20年……或者这是让人深思的问题。